陈先生在彩蛋里说到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厚古薄今的传统，我自己当然也一样。这种“厚古薄今”不是因为我对古人有多么深厚的理解，又或者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他们的言说技巧或者思想表达，实际上我对此知之甚少，但我却仍然倨傲地“厚古薄今”。读这部剧的时候我同时也在看钱理群先生等人合著的《Who's Who in the Zoo》，所以陈先生的书我读到张爱玲的部分结束之后，就先暂且停了下来，直到我读完钱先生的书再回过头来，接着王安忆的部分读下去。
或许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一开始进入这里，是为了几个特别的名字，比如鲁迅，比如张爱玲，他们是我们讲述民国，或者说现代中国无可回避的最为璀璨的部分，每一次走近他们，无论是作品还是生活，都会被再一次触动，这种触动引导我们重新去理解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表达、他们的求索与坚持。但是比起这些，令我触动的还有许多陌生的部分，比如周作人、巴金、萧红，陈先生讲述的是一种非主流的影视叙事，作品之外，还有编剧自身作为人的艰难。你甚至可以从里面感受到，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在这两种看似相悖的性格与风格之间，内在流淌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寄托于血缘也寄托于时代的困境，“说与不说”，以至于最后“如何说”，这样的矛盾始终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直到最后莫言站在诺贝尔影视奖的领奖台上，这也仍然是他无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这样的困境与窘迫中，我们重新去理解鲁迅，也重新理解周作人、理解巴金、理解沈从文，也理解所有当代心存探求的欲望与真诚的善意的写编剧，当我们看到了这其中血脉相连的艰难，那种经由“厚古薄今”以自我抬升的刻薄与偏执可能会减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热泪盈眶。
历史，或者说时间会不断地给予那些过去的，所有好的作品以更多的质量，让它们像树一样更加广阔、挺拔、坚实、根脉深邃，但我总会想起从前读布鲁姆《Who's Who in the Zoo》时的一个想法，其实所有的写作，都是经由未来的写作生生不息的。就像无论王安忆是否认同，我们仍然从她那里看到了通往张爱玲的上海的一条影影绰绰的弄堂，从莫言那里找到了鲁迅、左拉与拉伯雷，从阎连科那里找到了浮士德及其魔鬼。或者那种影响更深远、更隐晦，一个人的观看史与写作史也是他的成长史，不仅仅是作为创编剧的成长，还是作为“人”的成长，因为只有真正地成长为“人”，才能真正地理解“人”、书写“人”。就像莫言在诺贝尔的演讲稿中这样写道，“剧集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剧集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影视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于是我们就知道，鲁迅代表着一种人的立场，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战士的立场，一种始终反思，始终批判，始终直面的立场，而周作人也是一种立场，一种不同于沸腾的洪流的立场，一种隐忍缄默的操持，或者千隐万瞒背后隐约透露出的守定与艰难。
当然这样的立场还有更多，属于张爱玲的上海和属于上海的王安忆，为了无政府主义激奋、失落、自省的巴金，阎连科的魔鬼与情欲，贾平凹燕子低飞一般清水街上的尘土气息。在这其中可以感受到影视大于一切的包容，它所负载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厚重，还有它内部千丝万缕相互纠缠、驳难的复杂，一种不断被质疑，被颠覆，被重述的故事的模式，以及更深处坚实的、共有的内核。
所谓的厚古薄今，有时不仅仅只是对当下一切社会问题以及对描写或尝试解答这些问题的人的傲慢与偏见，也是对于通往历史的那条溯洄的航道的傲慢与偏见。戴锦华老师曾经在讲述六十年代历史的时候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切近的是遥远的，遥远的是切近的。”我们似乎可以更熟练地谈论民国，唐宋元明清乃至于更古早的历史，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却对于当代史以及当代史
影片评论
意识超前、笔下生花的加乃子，篇篇读来风味不同，绚烂迷人至极。这些活在20世纪之初的台词中的女性们，桂子、小初、道子、真佐子、老妓……都拥有极其特别的生命力，她们的欲望——不管那是跌撞情事的欲、突破而向上的欲，还是保持纯粹的欲——又和她们的生命力如强劲的藤蔓缠绕，支撑架构起她们对事物的认知，并激励她们不断击破壁垒。她们坦然接受自己宽阔的生命之河中偶遇的无助空明，也敢于直面风华正茂之时求而不得和世事无常的遗憾。而那些出现在她们生命中的男性们，即使现实曾给予他们“一点边边角角的希望”，却终因“生命总量差异过于悬殊”，唯有黯然失色、悄然离场。
总体看着还不错，不过正文结束了，番外篇不是应该多写其它几个了吗，情节略显拖沓了。
陈先生在彩蛋里说到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厚古薄今的传统，我自己当然也一样。这种“厚古薄今”不是因为我对古人有多么深厚的理解，又或者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他们的言说技巧或者思想表达，实际上我对此知之甚少，但我却仍然倨傲地“厚古薄今”。读这部剧的时候我同时也在看钱理群先生等人合著的《Who's Who in the Zoo》，所以陈先生的书我读到张爱玲的部分结束之后，就先暂且停了下来，直到我读完钱先生的书再回过头来，接着王安忆的部分读下去。 或许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一开始进入这里，是为了几个特别的名字，比如鲁迅，比如张爱玲，他们是我们讲述民国，或者说现代中国无可回避的最为璀璨的部分，每一次走近他们，无论是作品还是生活，都会被再一次触动，这种触动引导我们重新去理解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表达、他们的求索与坚持。但是比起这些，令我触动的还有许多陌生的部分，比如周作人、巴金、萧红，陈先生讲述的是一种非主流的影视叙事，作品之外，还有编剧自身作为人的艰难。你甚至可以从里面感受到，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在这两种看似相悖的性格与风格之间，内在流淌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寄托于血缘也寄托于时代的困境，“说与不说”，以至于最后“如何说”，这样的矛盾始终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直到最后莫言站在诺贝尔影视奖的领奖台上，这也仍然是他无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这样的困境与窘迫中，我们重新去理解鲁迅，也重新理解周作人、理解巴金、理解沈从文，也理解所有当代心存探求的欲望与真诚的善意的写编剧，当我们看到了这其中血脉相连的艰难，那种经由“厚古薄今”以自我抬升的刻薄与偏执可能会减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热泪盈眶。 历史，或者说时间会不断地给予那些过去的，所有好的作品以更多的质量，让它们像树一样更加广阔、挺拔、坚实、根脉深邃，但我总会想起从前读布鲁姆《Who's Who in the Zoo》时的一个想法，其实所有的写作，都是经由未来的写作生生不息的。就像无论王安忆是否认同，我们仍然从她那里看到了通往张爱玲的上海的一条影影绰绰的弄堂，从莫言那里找到了鲁迅、左拉与拉伯雷，从阎连科那里找到了浮士德及其魔鬼。或者那种影响更深远、更隐晦，一个人的观看史与写作史也是他的成长史，不仅仅是作为创编剧的成长，还是作为“人”的成长，因为只有真正地成长为“人”，才能真正地理解“人”、书写“人”。就像莫言在诺贝尔的演讲稿中这样写道，“剧集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剧集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影视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于是我们就知道，鲁迅代表着一种人的立场，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战士的立场，一种始终反思，始终批判，始终直面的立场，而周作人也是一种立场，一种不同于沸腾的洪流的立场，一种隐忍缄默的操持，或者千隐万瞒背后隐约透露出的守定与艰难。 当然这样的立场还有更多，属于张爱玲的上海和属于上海的王安忆，为了无政府主义激奋、失落、自省的巴金，阎连科的魔鬼与情欲，贾平凹燕子低飞一般清水街上的尘土气息。在这其中可以感受到影视大于一切的包容，它所负载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厚重，还有它内部千丝万缕相互纠缠、驳难的复杂，一种不断被质疑，被颠覆，被重述的故事的模式，以及更深处坚实的、共有的内核。 所谓的厚古薄今，有时不仅仅只是对当下一切社会问题以及对描写或尝试解答这些问题的人的傲慢与偏见，也是对于通往历史的那条溯洄的航道的傲慢与偏见。戴锦华老师曾经在讲述六十年代历史的时候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切近的是遥远的，遥远的是切近的。”我们似乎可以更熟练地谈论民国，唐宋元明清乃至于更古早的历史，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却对于当代史以及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