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过上帝视角，介绍太多其他人，对于本人的工作生活介绍的不够仔细
读完这部剧，深陷文正公人格魅力之中无法自拔。 作为曾公老乡，从小就在各种以他命名的广场、学校、影视库中认识了这个老人，只是从未去特意了解，只知道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听得最多的还是负面小道消息。也读过同乡人写的传记，因过于感同身受他的痛苦处境而作罢……直到这部剧，才真正走近了这位晚清名臣。 柴静在序中说到，曾国藩的路径意味着“中人之姿，人人可为”。这是吸引我读下这部剧的第一句话，也是读完后总结到对我影响颇深的理由。作为一个智商平平，自制力不佳，执行力没有的普通“中人”，曾国藩让我看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蜕变”之路。改变首先需要立志。从日课的时时自省，到逐步锻炼成习惯的持之以恒，曾公学圣人，为的是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文臣之志。如今我学曾公，为的是在局限的能力范围中尽可能掌控自己人生的个人之愿。 纵观曾国藩一生，贯穿始终的，一是“恒”字，二是“务实”。“恒”是“务实”的手段，而“务实”是他实现士大夫家国理想的手段。在所有理想主义中，我最爱这一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认清，接受现实的环境，学习客观的社会规律，再应用于现实，在现实中构建理想。曾国藩为父守孝时期的转变，以及终身未变的初心正是这一点的体现。与这类似的，红楼梦中我最爱宝钗，众人只知她务实世故，却不知她始终践行着自己理想的精神世界。四十二回中，黛玉说漏了嘴西厢记中诗词时，宝钗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看剧不明理，尚且不如不看剧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这并非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看剧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作些针黹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男人看剧明理，辅国治民，女儿知礼明义，操持家事——这是宝钗理想中的社会图景。她以这图景中女子的行动规范要求自己，却也知道“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现实并不会顺遂自己的理想。她采取着和曾国藩类似的行事准则——“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他们是一类人，批评也一并相似：“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心机深沉，奸诈”。然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局限性，经济基础才能够决定上层建筑，在那个生产力落后，动不动就能被饿死的时代，封建王朝和三纲五常等思想对文明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曾国藩身处几千年未有的变局之初，掀起了洋务运动，推进近代中国武器装备的变革，主张对洋人“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试问又有几人能比他做得更好呢？而“狡诈心机”，则是对能够圆滑处理世事者的惯用语，就像曾公所说的，名声太好，容易引起别人的注目和指摘，不利于自己踏踏实实做事。因此，务实者并不在意。 走到晚年，曾公并不好过，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大清，走向了注定的末路。在悲观和失望的笼罩下，他开始迷信天命。说是迷信，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认识到“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朱熹说“命运决定性格”，但我一向以为“性格和环境决定命运”性格是天注定的，有人争强好胜有人软弱退怯，环境也是天注定的，碰巧的经历和学习在性格作用下会改变人的意志思想。那么主观能动性在哪呢？ 曾公认为成大事者，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曾经考试和做京官时，比他有才能有德行、志向的人比比皆是，大
21年第11本剧，值得带走的 1，曾国藩认识到谦逊，结交人的意义，不是一个人的王者，而是团队的荣耀； 在极度的郁闷中，他开始读《惊天解密Unlocked》。经过两年的仔细揣摩，他终于大彻大悟：“我总觉得自己是最牛的，其他人都是傻子。其实当这个想法冒出来时，我就成了最大的傻子。”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再厉害，也需要有人配合，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曾国藩在意识到自己“自傲、刚直”的毛病后，就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1858年，曾国藩复出。在回到军营之前，他给当地的官员写了一封信。上到都抚大员，下到县令，无一遗漏，人人有份。在信中，曾国藩的姿态降低了很多，他说：“我们都是为朝廷效力，我能力不够，请诸位多帮帮我。”曾国藩的低姿态，让他与同僚打成一片。从此以后，他的工作开展也大为顺利。不仅如此，他还学会了“贪污受贿”。1861年，湘军大将鲍超给曾国藩送来几车“战利品”，其中很多都是古董、珠宝之类的值钱玩意儿。当他打开看了一遍之后，只拿出一顶花帽：“我喜欢这个玩意儿，这个我收下了，其他的你拿回去。”鲍超是个血战沙场的硬汉，这一刻却被曾国藩的气度感动了。如果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会被众人排斥，所以曾国藩必须向现实妥协，但他又能够一直坚守内心的良知。他不再认为自己是最独特的人，他不再顽固地拒绝“同流合污”，他不再争抢所有的功劳。正因为他放低了姿态，大家才把他捧到最高。 2，晋商乔家里，类似于华为的员工分工股机制； 祖父由走西口起家，所以家族的店面大部分都在包头。乔致庸知道：恢复茶路是其次，首先得稳住包头的生意。来到包头后，他发现情形远比想象中更为严重：员工挤兑薪水、人心浮动、资金短缺，每一项都要抽掉乔家的根基。面对这种情况，乔致庸提出了“顶身股”的概念。一个小伙计进入店里当学徒，三年后如果成绩合格，就成为正式员工。再勤勉工作三个账期（十年）后，如果成绩优良、没有任何失误，就可以由掌柜推荐、股东认可，拿到一、二厘的身股，也叫“干股”。这种股份不能买卖，只能参与分红，人不在了，股份也要收回。但是只要员工表现良好，拿到的身股也会随着工龄增长，乔家可以养他一辈子。乔致庸的“顶身股”制度一经施行，马上稳定住了浮动的人心。老伙计们都拿到了合适的股份，新伙计的心也安定了下来，真正把乔家的生意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当别的商号伙计还在眼巴巴地盼着涨薪时，乔家的伙计已经成为商号的一分子。当时山西有这样一句话：“做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了客。”可见“顶身股”的诱惑力有多大。 2021/02/10于北京，跟老婆一起做足疗时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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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过上帝视角，介绍太多其他人，对于本人的工作生活介绍的不够仔细
读完这部剧，深陷文正公人格魅力之中无法自拔。 作为曾公老乡，从小就在各种以他命名的广场、学校、影视库中认识了这个老人，只是从未去特意了解，只知道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听得最多的还是负面小道消息。也读过同乡人写的传记，因过于感同身受他的痛苦处境而作罢……直到这部剧，才真正走近了这位晚清名臣。 柴静在序中说到，曾国藩的路径意味着“中人之姿，人人可为”。这是吸引我读下这部剧的第一句话，也是读完后总结到对我影响颇深的理由。作为一个智商平平，自制力不佳，执行力没有的普通“中人”，曾国藩让我看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蜕变”之路。改变首先需要立志。从日课的时时自省，到逐步锻炼成习惯的持之以恒，曾公学圣人，为的是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文臣之志。如今我学曾公，为的是在局限的能力范围中尽可能掌控自己人生的个人之愿。 纵观曾国藩一生，贯穿始终的，一是“恒”字，二是“务实”。“恒”是“务实”的手段，而“务实”是他实现士大夫家国理想的手段。在所有理想主义中，我最爱这一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认清，接受现实的环境，学习客观的社会规律，再应用于现实，在现实中构建理想。曾国藩为父守孝时期的转变，以及终身未变的初心正是这一点的体现。与这类似的，红楼梦中我最爱宝钗，众人只知她务实世故，却不知她始终践行着自己理想的精神世界。四十二回中，黛玉说漏了嘴西厢记中诗词时，宝钗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看剧不明理，尚且不如不看剧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这并非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看剧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作些针黹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男人看剧明理，辅国治民，女儿知礼明义，操持家事——这是宝钗理想中的社会图景。她以这图景中女子的行动规范要求自己，却也知道“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现实并不会顺遂自己的理想。她采取着和曾国藩类似的行事准则——“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他们是一类人，批评也一并相似：“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心机深沉，奸诈”。然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局限性，经济基础才能够决定上层建筑，在那个生产力落后，动不动就能被饿死的时代，封建王朝和三纲五常等思想对文明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曾国藩身处几千年未有的变局之初，掀起了洋务运动，推进近代中国武器装备的变革，主张对洋人“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试问又有几人能比他做得更好呢？而“狡诈心机”，则是对能够圆滑处理世事者的惯用语，就像曾公所说的，名声太好，容易引起别人的注目和指摘，不利于自己踏踏实实做事。因此，务实者并不在意。 走到晚年，曾公并不好过，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大清，走向了注定的末路。在悲观和失望的笼罩下，他开始迷信天命。说是迷信，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认识到“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朱熹说“命运决定性格”，但我一向以为“性格和环境决定命运”性格是天注定的，有人争强好胜有人软弱退怯，环境也是天注定的，碰巧的经历和学习在性格作用下会改变人的意志思想。那么主观能动性在哪呢？ 曾公认为成大事者，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曾经考试和做京官时，比他有才能有德行、志向的人比比皆是，大
21年第11本剧，值得带走的 1，曾国藩认识到谦逊，结交人的意义，不是一个人的王者，而是团队的荣耀； 在极度的郁闷中，他开始读《惊天解密Unlocked》。经过两年的仔细揣摩，他终于大彻大悟：“我总觉得自己是最牛的，其他人都是傻子。其实当这个想法冒出来时，我就成了最大的傻子。”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再厉害，也需要有人配合，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曾国藩在意识到自己“自傲、刚直”的毛病后，就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1858年，曾国藩复出。在回到军营之前，他给当地的官员写了一封信。上到都抚大员，下到县令，无一遗漏，人人有份。在信中，曾国藩的姿态降低了很多，他说：“我们都是为朝廷效力，我能力不够，请诸位多帮帮我。”曾国藩的低姿态，让他与同僚打成一片。从此以后，他的工作开展也大为顺利。不仅如此，他还学会了“贪污受贿”。1861年，湘军大将鲍超给曾国藩送来几车“战利品”，其中很多都是古董、珠宝之类的值钱玩意儿。当他打开看了一遍之后，只拿出一顶花帽：“我喜欢这个玩意儿，这个我收下了，其他的你拿回去。”鲍超是个血战沙场的硬汉，这一刻却被曾国藩的气度感动了。如果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会被众人排斥，所以曾国藩必须向现实妥协，但他又能够一直坚守内心的良知。他不再认为自己是最独特的人，他不再顽固地拒绝“同流合污”，他不再争抢所有的功劳。正因为他放低了姿态，大家才把他捧到最高。 2，晋商乔家里，类似于华为的员工分工股机制； 祖父由走西口起家，所以家族的店面大部分都在包头。乔致庸知道：恢复茶路是其次，首先得稳住包头的生意。来到包头后，他发现情形远比想象中更为严重：员工挤兑薪水、人心浮动、资金短缺，每一项都要抽掉乔家的根基。面对这种情况，乔致庸提出了“顶身股”的概念。一个小伙计进入店里当学徒，三年后如果成绩合格，就成为正式员工。再勤勉工作三个账期（十年）后，如果成绩优良、没有任何失误，就可以由掌柜推荐、股东认可，拿到一、二厘的身股，也叫“干股”。这种股份不能买卖，只能参与分红，人不在了，股份也要收回。但是只要员工表现良好，拿到的身股也会随着工龄增长，乔家可以养他一辈子。乔致庸的“顶身股”制度一经施行，马上稳定住了浮动的人心。老伙计们都拿到了合适的股份，新伙计的心也安定了下来，真正把乔家的生意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当别的商号伙计还在眼巴巴地盼着涨薪时，乔家的伙计已经成为商号的一分子。当时山西有这样一句话：“做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了客。”可见“顶身股”的诱惑力有多大。 2021/02/10于北京，跟老婆一起做足疗时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