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ying to Get Along

《Trying to Get Along》讲述了大学生拉斯科尼科夫杀人以后走向救赎的事。 罪是世俗意义上的故意杀人罪，罚是心灵的惩罚。在惩罚过后，应该要迎来新生。 如果对于一个犯人的惩罚只是法律上的条文规定、法庭的审判、监狱的羁押，那么等他刑满出狱，他还是认识不到自己的罪行，他还是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合情合理，他还会是原来那个罪犯。对于他个人，这些毫无意义，对于社会，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也许本剧最后的救赎过于理想化，然而改造一个人，心灵开始也许是最温和也最有效的方式。 犯罪固有其客观原因，然而最主要的还是罪犯的心理偏差。如何把他们拉回正轨，希望这部剧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们是碰巧生不逢时，还是正好躬逢其盛，这完全依你的看法而定。”人类历史浩瀚如烟，历史人物繁若星辰。观看本剧目的明确——大致了解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各国家的起源，各宗教的形成以及各种革命、战争的起因和异教的权势之争等，弥补了理科生世界历史方面的空白。

“灯泡”引发的回忆(随笔)            文/王仁荣                                      一     本剧的最后一章，编剧以“灯泡”作为终结，可以说是对“发明与文明、创造与创新”的本质概括。     纵贯人类发展史，有两点促成了“人猿相辑别”。一是劳动工具的使用，让人类进入了石器时代。二是“火”的使用，让人类结束了野蛮和蒙昧的时代。     “火”具有多重的使用价值(功能)，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照明。光明让人类脱离了黑暗的禁锢，才逐步孕育出了文化。随着文化的一辈辈传承，才有了科学的兴起，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有了电能之后，灯泡便应运而生，钨丝发出的光亮开辟了科技进步的新纪元，人类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代……                                       二      我是在西北的一座小县城里长大的钱，那里处在黄土高原最西头的边缘地带，再朝西翻过乌鞘岭，就进入了河西走廊。      打我记事的时候，就得的头顶的星星格外地稠蜜、格外地明亮，可县城里家家户户的窗户却是昏黄的。夜晚的天上人间，明暗的反差勾勒出的是一幅不和谐的图画。     “文革”前几年的县城里，大多数人家晚上还是用煤油灯来照明的，大人们还习惯于将“煤油”唤作“洋油”，将点煤油灯的火柴叫做“养火”。公家开的杂货铺里出售没有，大人们会指使家里大一点的孩子，拎个瓶子去打没有，就像平日里打醋、打酱油一样。     记得我家第一次不点煤油灯，破天荒地挂上“电灯”是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     我们住的那个院子是一座较为规整的“四合院”，住着六户人家。那年各家的大人们商议好了，共同出资给家里拉“电”。县上的供电局派师傅来，把电线引到院子里，再联通到各家。那天晚上，每家屋里都亮起了电灯，各家的孩子们高兴地在院子里蹦啊跳啊，从他家门出来，又进了我家门，直到把每家每户转个遍才踏实了。      那年月，一个院子只装一个公用电表，供电局的每月来人抄电表时，只给一张创作着总度数和电费总价的单子。五户人家每月轮流收电费，商定好每家每间屋子只能点25瓦的白炽灯，这样就省去了结算电费的麻烦，将当月的电费总价除以“灯头”总数，就得出每个灯头所应分担的电费，每户按灯头数付电费，交到值月的那户人家手里，由这家的大人到供电局的窗口去缴费。     记得那时，院子里住着六户人家，有汉民、有回民，有居民、有社员，大家相处的很好，从没有见过大人们之间斗过嘴、红过脸；也没有为算电费、交电费的事情，闹过一次矛盾，更没有发生过一起私下里换个大瓦数灯泡的事情。各家孩子们之间吵架了、伸胳膊动腿了，大人总会先拉开、先训斥自家的孩子，还要给邻居家的大人赔个不是，结果闹得各家的孩子都不服气，责怪自己的父母“拉偏架”、胳臂肘朝外拐，不护着自家的孩子。     现在回想起“文革”前的那段时光，社会是安定，人际关系是和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实实在在能看得到的。那年月助人为乐、拾金不昧是一种全社会为之崇尚的风气和自觉为之的行动，用不着大张旗鼓地宣传鼓动。     “灯泡”把我的思绪牵引回那段难以忘却的岁月，因为它值得留恋值得珍惜而融化在了血液里。做了“白头翁”，到了喜欢回首往事、喜欢唠叨“昨日故事”的年龄，我免不了时常怀念起大杂院里和睦相处的邻里们，也常想念一起玩耍过的小伙伴们……遗憾地是这一切在今天，在日子过得像“芝麻开花”一样的今天，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也是一个哲学命题，物质与精神是相辅相成的，可是物质的丰裕与精神的高尚并非在何